2014年6月7日至9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国“70后”作家创作研讨会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70后作家梁鸿、计文君、付秀莹、石一枫、文珍、余一鸣、吴远、魏微、朱文颖、戴来、张楚等参加了会议，出席研讨会还有著名评论家王双龙、程光炜、白烨、陈福民、孟繁华、贺绍俊等，众人围绕70后作家的创作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在开幕式上致辞	作家梁鸿发言

“70”后作家群体的概念之争

作家代表在发言中，皆对于“70后作家”这一概念的存在及合理性进行了不小的争论，也对70后作家的身份定位、特色做了探讨。
　　梁鸿认为，“70后”这个概念其实很早就有，她曾经批判了“70后”作家具有“不及物性”——就是作家和历史产生隔阂的一个状态，这种隔阂的存在使得作家对于个体经验的重视远远大于对历史及文化空间的重视。然而，如今的她修正了自己的这种说法，她认为“历史”这一定义在当下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历史标榜宏大叙事，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个人经验的累积。而“70”后作家的写作恰好完成了个体经验与模糊的历史背景的交融。同时，梁鸿还认为，新的美学——“新闻美学”已经逐渐形成，如何将庞大的新闻内容转化成具有美学意义和文学叙述也是这一代作家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作家付秀荣发言	作家石一枫发言	评论家程光炜发言

作家付秀荣则显然对“70后”这一代际划分不甚赞同，她提出国外文学界对代际概念的漠视，和国内的重视形成了强烈对比。她承认“70后”作家的创作的确具有一定共性，但认为这种划分并不科学。从她个人而言，在探索创作的整体特征之下，如何去突出个性特征更为重要。
　　石一枫先从不同年代对作者的不同称谓分析，认为“作家”这一称谓不仅仅和创作相关，更多了一些社会担当、道德担当、文化传承的概念，并以此提醒大家不忘为何而写。
　　李云雷在发言中首次凸显了自己作家的身分，认为“70后”面对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走出当代文学的学科窠臼，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世界。他别具一格地使用“摄影决定瞬间”的理论对文学创作提出建议，“要抓住那个具有决定性的瞬间，通过一套艺术方式把你眼中的、心中的这个世界呈现出来”。
　　和他人不同，余一鸣以“60后”作家的身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现代西方文学的熏陶铸就的快餐文明相比，70后作家的优秀之处在于扎实写作、去功利性，“他们的观念来自自己，而非模仿西方”。景勇鸣是“50后”写作者，他不认同70后作家有鲜明的共性可寻，但是也总结了他们不同于其他年代作家的特点。首先，其情感启蒙时经历了新时期转折的阵痛，创作起点高；其次，这一代已经积累了相当成熟的创作经验，现处在创作力最佳时期。
　　对于“70后”作家的某种特质源于对“50后”作家的理想主义的浮夸和虚假部分的纠正与回避这一问题，作家魏微提出了异议，她认为，“70”后陆续迈进不惑之年，在年龄日渐增长的今天，作家自身背景和看世界的看法都会有相应的变化，需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去描写这种变化才是重要的，而不是对于变化产生逃避。
　　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张清华也在这个问题上回应了魏微：个人写作的冲突源于死亡的恐惧，为了避免死后经验消失，需要将所写的个体经验转化成为公众集体经验，赢得公众的共鸣。但我们这个时代的碎片化，迫使作家书写方式碎片化，进而让公众集体经验很难产生。
　　程光炜提出了如何认识“70后”创作困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看经典作家之后的后代作家；第二个就是千万不要用否定的眼光看时代和历史，或者去逃避它。他回应张清华老师的“共鸣”说，称“只是现在很多作家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个人经验提炼成大的经验，产生更大的共鸣”。

              “70后”作家的文学建构
　　《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高海涛主持了下半场的讨论会，众多评论家畅所欲言，对于“70后”作家的创作提出了各种看法。
　　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认为“50、60后”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关注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80后”没有历史记忆，但却构筑了情感共同体；而“70后”更大程度上阐述的是一个身份共同体。评论界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更有效地阐释和解读70后作家。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在讨论会上首先归纳了“70后”作家的一个写作特质，即对城镇叙事的书写是所有代际作家中最优秀的。“它其实表明了‘70后’这一代作家在面对现实和历史书写的时候的突然转型”，这和作家的成长背景有关，也和社会的剧烈变动相连。“70后”作家应该用自己的方法书写，使其写作成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她的“50后背对着火跑，70后迎着火跑”的比喻让在场人员印象深刻。
　　评论家张立群认为70后作家这种命名在整体言说的时候，或者文学史写作的时候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个人研究来说，它可能是无效的，因为个人研究可能是突出个性。他用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年代群体的成长记忆的影响说明了这个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坦然地提出即使一两年没有好小说或者好作家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评论家会因此焦虑。这个时代给现在的作家提了更高的要求——就是不能借助公共性、商业性的东西，迅速的获得一些社会的认可和关注。作家创作的应该要提供足够耐读的、精致的作品，而非社会性的话题。“这是讨论写作未来应该怎么去写的根本前提”。他还真诚地提出了当下年轻作家创作的问题：一是写作太过粗糙，缺乏想象性、诗意的、文学的东西，二是感情粗糙，写作中缺乏自己独特的心理、经验的投射。
　　海洋大学的马春花提出“70后”是市场经济改变中国后的第一代，并说明了这个观点的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中国的政治革命转变为市场经济改革。第二个含义，消费文化的出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面貌。她赞赏70后作家建构的新城市写作，并认为从“70后”创作开始，中国文学的这个特色促使自身和世界文学接轨了，因为西方读者从而可以不需了解中国文化即可无障碍地理解中国新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在谈“70后”作家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南开大学的曹霞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强调“70后”作家无根的状态，因为“70后”普遍面对一个迁移的现实问题，并认为“70后”无法摆脱的一个主题就是异乡人。“70后永远是一个异乡人，故乡回不去，然后到了异乡（城市），异乡肯定也不是他的故乡，那么他属于永远的徘徊和游离徘徊，一种无根的游荡状态。”“70后”无根的城市书写里面可以带来的一个全新的美学空间，犹如卡夫卡那种一个人的无尽的孤独。
　　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就成为整个这个社会政治的一个齿轮，可以承载很多这样的文学机构，它希望文学是有组织的、是合目的性的，而作家会跟这个有组织性和目的性进行对抗，这种对抗形成一种张力，构成了当代文学一些特殊发展的状况。“70后”的文学价值实际上意味着对一种新的审美形态的认定，标志着整个当代文学正在发生一种过渡。同时他反对70后无历史观念的看法，他认为今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一种历史。大历史观到小历史观的变化，显然会带来作家叙述的变化。
　　山东师范大学顾广梅提出了她一直的困惑和纠结——70年代出生的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前历史和前身份。文革留下的历史印记让他们见证了历史难以轻易完结的复杂和纠结。在各种各样的民间口述史当中成长的70后，非常擅长这种经验主义的描写。最后她告诫了70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如何有勇气去重新梳理和面对我们的前历史、前身份十分重要，避免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温吞、松软的平面上陷入下去。
　　翟文铖强调了“70后”作家都市文学的高度，并认为他们给文学提供的新的东西就是都市经验。这种都市经验充满了悖论，第一点，新奇经验的追求与安全感丧失之间的对抗；第二点，孤独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撕扯。“中国有过去的一种集体化，到都市带来的个体化，然后是个体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已经进行了反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
　　本次讨论会在名家学者的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了，会上他们讨论了70后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另外本次活动也为作家们提供了自我审视和自我反省的契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